​[乡村季风]住“社区”的黄金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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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摘要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摘要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摘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大众传媒(MASS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MEDIA)[2]。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3]。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4]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城市叙事[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二、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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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泰仓网     编辑:   发布时间:2017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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